即便阿伦特对海德格尔亲纳粹的行为很气，她最终还是为他作证了，那么有没有可能，她把阿道夫·艾希曼犯下的罪行定义为多数人都无法接受的仅仅“平庸之恶”，也有出于对海德格尔感情和行为理解的移情因素呢？而且，“平庸之恶”与海德格尔的“常人”概念显然有某种源流意味的联系，阿伦特要求我们思考的点是：当面对阿道夫艾希曼这个人时，我们到底是在审判个人，还是在审判历史。面对大众以及好友的指责，阿伦特始终坚守立场，根本力量也来自于老师兼情人的海德格尔在课上教给她的“要思考”。没搞混的话，有一种观点认为，阿伦特的这种行为源自于应激反应的自我保护机制，把纳粹的罪说得轻一点，加上犹太人也有罪，这样才好接受这场屠杀，避免持久的心灵伤害。阿伦特究竟是因为什么呢？她说不清了，也许只有精神分析家能说清。